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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文化Cloud Culture

标题引自KK《The Technium》中的”Cloud Culture”

        永远在线|Always Online  目前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云,诸如“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美团云”、“京东云”、“谷歌云”,“亚马逊云”等等,在各种APP的首页最下面也往往写着“本应用由某某云提供技术服务”的字样——云生活已经与我们密不可分了。在云的世界里,无论是我们的工作(例如,用百度云分享文件),还是你的数据(例如,百度云备份文件),都会被存在网络中。经常与网络保持连接,成为每日的常态。这种永远在线的生活状态,意味着我们生活中的更多部分会被收集、分析、消化和利用。而云计算越是永远在线,我们自己就越会向云靠近。

       云智能|Cloud Intelligence  丰富的云服务可以为我们提供网站托管、信息备份、分享交流等功能。云不断改进“网络效应”与更多的终端设备(例如pc、传感器)以及更多的芯片整合,而这些改进又为吸引更多终端带来了正反馈,使得云生态变得更加的丰富。无论是从小米的智能家居生态圈还是阿里的云计算平台,都证实着一个“猜想”:此时以及未来,无论我们要寻找什么东西,云都会成为我们首选的工具,我们已经习惯于“从云开始”的思维模式。ps.最近速八上映了,去bai度yun找个资源吧。

如果说互联网是根据超链接组成的,那么云就是通过分享而诞生的。最近共享单车频频被老师当成案例来分析,其实除去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其运行的保障就是云计算。将共享单车(事物)接入云,将会是深层的分享这些事物中的数据。所以,云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其便捷的备份,更重要的是云能够将不同计算机中的数据和互动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云计算中的所有计算机变得比以往单独计算时更加智能,更加强大。

        云设备|Cloud Equipment 为什么现代的孩子都喜欢玩电脑、玩手机呢?除去进化论的缘故,我们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其实是进入云世界的钥匙,或者说浏览云世界的窗口。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来遥控家中电饭煲煮饭,用手机来遥控自己农场的机器进行播种等。在这里有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计算不在发展在我们身边的设备中(而是依赖于强大的云后台);另一方面我们却在心理与身边的设备更加亲近。其实这个悖论在现实中也存在,例如:某种程度上,某些上司比较喜欢面子工程的下属,认为可以给自己挣得“面子”,却鄙视那些专攻技术漏洞的练家子。人们不愿与手机分开,实际上是不愿与云分来,而诸如手机之类的终端窗口设备其实是云的“面子”。

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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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中的“解码”目标

教育心理学家把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人士,分为“常规型专长routing expertise”“适应型专长adaptive expertise”。其中具有

  • 常规型专长的人具有一个基本固定的知识系统,可以很高效率的把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材料按照已有的框架进行分析。
  • 而具有适应型专长的人则可以不断进化、扩充他们的核心能力,扩展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来迎合需求和兴趣的增长。

造成这两种专家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常规型专家所接触的材料往往是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的。而适应型专家常常主要去涉猎那些超出领域范畴之外的、非常规性的、情景化的问题,不排斥各种新鲜的经验刺激。所以他们的知识系统能够不断的扩展。

与上面论述一脉相承的是 怀特海《思维方式》一书中说的:“理解的推进有两种,一种是把细节集合于既定的范围内,一种是发现新细节的新模式。”

所谓的学习,本身就是要注重深度和广度的结合。广度不够让人闭塞,深度不够让人肤浅、只知皮毛。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下,我们需要尽量去进行深度解码、模仿参研。

知觉

知觉是个体为了对自己所在环境赋予意义而解释感觉印象的过程。

影响知觉的因素有一下三个:

  • 主观因素
  • 客观对象
  • 知觉发生的情景

 

施瓦茨的价值

价值是那些影响人们选择行为评价事件方式观念。——施瓦茨

图与现实

图的本质是在描述一种相互关系

从Twitter社交媒体说起

对于Twitter,国内可能不太熟悉。说起Sina微博,想必大家就耳熟能详了,简单来说sina微博就是Twitter的“中国化”。我们现阶段接触最多的社交媒体,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类似于微博,可以建立多方非对称的社交网络;还有一类就是类似于微信、QQ、facebook。linkedin,强制建立对称的社交网络。在研究这种社交媒体中,学者往往会使用图来建立用户关系模型、互动关系模型。而导致使用图模型的本质原因就是图本身具有描述相互关系的性质,通过有向图来描述非对称社交网络中的各种关系,通过无向图来刻画对称社交网络中的复杂关系。

图与互联网的关系

在网页中散步着数量巨大的超链接,它们构成交错纵横的复杂图结构。可以说,互联网的表层构成就是由富超链接组成。在互联网中,我们为了衡量每个网页的权重构建了一套计算规则,其中最被广泛使用,或者说最基础的算法就是PageRank。这个算法通过源(原)网页来计算本网页(也就是跳转到网页)的权重值,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网页是从一个权重值很高的网页跳转过来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网页的权重应该也高,对用户的重要度也高。基于这种相关性的思想,PageRank也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被用来计算文本相似度、文章摘要等。

图与心脏病的联系

心脏作为人体的最重要器官,对每个人的生命都至关重要。但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的“心病”案例也与日俱增。从图的相互关系方面来思考解决质量心脏病的方法:通过高中生物基础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心脏每时每刻都在维持着身体的血液循环为机体输送养料,那么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完全依靠于心脏,或者可以说生命(人)这个抽象概念与心脏这个实体之间的权重无限大。导致的后果也就显而易见了,心脏崩溃,人也就崩溃了。如何解决呢?最简单的就是减小生命与心脏的权值,降低两个的想关性,通过外接多个人工心脏等方式来得到“治愈”。至于人工心脏在哪里?我不知道,估计在科幻片里,在未来的诺奖获得者手里吧。

大学生的迷茫

最近自己为了“修养生息”可以放慢了“前进”的步伐,体会到了朋友们所说的那种大学生独有的“迷茫”。虽然自己没有看过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但是根据我的“猜测”我想应该更加的侧重于生活中切身体会吧。在这里我想向说的会略微偏向于学术方向的选择。
与友人的午饭交心,让我在自己的“迷茫的朋友”名单上又多加了一个名字。相互叙聊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友人的无奈、无助以及对自己浪费自己美好年华的愤恨,而恰好此时的我也处于阶段性的迷茫期,切身的体会。

“我是学金融的,但是我不认识这个圈子里的老师、大牛,所以没有什么实习的机会。”
“我是学金融的,但是我考到证书寥寥无几。”
“我是一个学生,我觉的学习的教学有很大的问题,老师讲的貌似跟社会需求的不一样啊。老师总说上课学习的是基础,下课自学才是王道,但是我们每天满课,下课后就晚上八九点了,该洗洗睡了,明天还要早起上课呢。”
“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去开题答辩,结果专家说:你这个有点难,我建议你们随便研究研究发个论文就好了,何必为难自己呢?答辩学生懵了,原来发个注水的文章我们能就拿到8000块的研究经费和两个学分了。so easy 国家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难题都交给天生的天才去做吧!走,组员们回宿舍睡觉去,写个水文章还不是几天的事啊。(滑稽脸)”
朋友跟我说,“老师,我想写个论文,您有时间指导我一下吗?老师说,‘没时间啊,我还要炒股呢’(呵呵哒)”。
听着他说的,我心里的得意的想着,还好我有两个好导师一起带我飞,我们亦师亦友。(开心撒花~)

看过上面的“伪”对话,心里的那个朝气蓬勃的朋友,更加迷茫了。本来友人跟我吐口水的,怎么友人自己更加苦了呢?

(下面开始卖弄我的烂文笔)其实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间歇性的“迷茫”。有时,我们觉得自己迷茫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迷茫,而是你不了解自己而导致的生活无趣。例如,我们每天只想看剧、看韩剧、看日剧、看美剧(看我这气势磅礴的排比句),这就是我们的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方向,只不过这个方向会让你产生些许的愧疚感(对家人愧疚、对老师愧疚、对自己愧疚、对时间愧疚),你才会感到自己好迷茫的啊!这种迷茫感是你否认自己的“无能”,拒绝承认自己“无能”而产生的。在你自己心里却清楚的很,自己只不过是没有什么专业实力,觉得碌碌无为罢了。至于外界的质疑与拒绝,也只不过是自己的无能夹杂着旁人的狭隘。

那么如何解决自己的迷茫呢?

  • 欲要成精(功),必先自(用)功。
  • 选对自己的路,先要了解自己的兴趣。
  • 看清未来,还要开阔眼界,多去听听报告、开开会。或者去茶会上吃点小蛋糕吧,遇到“吃友”也是人生的幸福。
  • 入门的方向的是自己选的,真正入门后就成了别人推着你走了。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每个岔口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另一条路,被别人的推着走。(谁说高考后就没有独木桥了!)

老科学家

钱钟书在《围城》中讲,老科学家可以理解成“老的科学家”或者“老科学的家”两种。如果是后者,他们年纪不算老,但是已经落伍,大家必须耐心等他们退休让出位子。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改变自己的观点,无论对错。为了保证不变成“老科学的家”,实时自己的更新知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NLP语言歧义的根源与翻译问题的可行性

语言歧义是由文字概念的聚类所导致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文字的不断发展,一个文字符号会拥有多种含义,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下会表达不同的含义。因而在NLP中,会导致一些歧义的发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按照人类的思维根据上下文来做理解识别。
由此可以看出NLP中的语义歧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语言从产生就固有的特点。

因为不同的文字系统在记录信息上的能力是等价的,所以使得翻译具有先天的“优势”

文字与所传达的意思是独立的,文字仅作为一种符号来想使用者传达一些特定的、已规定(或已形成共识的)的信息。文字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便于人们使用。因此不同的自然语言之间,仅仅有结构上的差异,但在社会生活中都可以达到同样的信息传递效果。因此,当ML从NL中抽象出来时,ML也就具备了coding与信息独立的特点。

因果与相关


一切思想都始于经过某种程度概括的概念,并由此朝两个方向发展。

  • 一方面,概括的范围越来越宽广,将具有共同特征的现象汇集在一起,那些现象的数量越来越多,从而包含了显示现实世界的更广阔领域。
  • 另一方面,思想越来越接近全部概念、个体和具体单元的汇合点,而我们只能依靠范围不断缩小的思考。

社交媒体,假新闻和你的朋友圈是如何扭曲你的记忆的

原文以How Facebook, fake news and friends are warping your memory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3月7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Laura Spinney

在后事实时代,研究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最近以来,许多怪象屡见报端。光是在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中的官员就曾提起过子虚乌有的“鲍林格林大屠杀”,以及瑞典和美国亚特兰大市不存在的恐怖袭击。

虽然以上错误信息很快就被纠正,但历史上的一些讹传却已被证明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例如,至少从2010年开始,一些网民就坚称在他们的记忆里,曼德拉无疑是在20世纪80年代死于狱中的。但事实上,曼德拉在上世纪90年代出狱,之后成为了南非的首位黑人总统,直到2013年才去世。

记忆的不可靠性已是众所周知,但一些专家担忧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涌现。“通过Facebook和Instagram等站点,记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群体之间分享,模糊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Daniel Schacter说。“基于互联网的假信息传播,比如最近被广泛公开的假新闻站点,可能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扭曲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构成了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思考。例如,虚构的恐怖袭击被用来为对7个“特别关注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辩护。虽然历史的诠释常常服务于政治目的,但现在,心理学家正在研究集体记忆形成的基本过程,以了解为什么集体记忆那么容易扭曲。他们表明,社交网络会强有力地塑造记忆,人们不需要多少暗示就会服从主流记忆——即使那是错的。不过,并非所有发现都是悲观的。这项研究也指出了消除错误记忆,或在一开始就防止其形成的方法。

苏黎世大学的记忆研究者Micah Edelson表示,要对抗假新闻的影响,“重要的不仅是了解这些假新闻站点的形成,还要了解人们对它们的反应”。

集体记忆

沟通塑造记忆。研究发现,在两个人一起谈论过去时,一方可以通过有选择的重复来强化一起事件的某些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被提到的事情会被记住——对于说者和听者而言均是如此。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并不那么明显的推论:比起不相关的信息,未被提及的相关信息更易被遗忘,这种效应被称为“提取诱发遗忘”。

这些个体级别的认知现象被视为一种记忆趋同机制——两个或以上的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达成一致认识的过程。但是在过去几年,有线索表明群体级别的力量也会影响记忆趋同。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Alin Coman和纽约新学院的心理学家William Hirst报告称,如果说者来自与听者相同的社会群体,比如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而不是局外人,那么听者更易出现诱发遗忘的情况。

也就是说,记忆趋同发生在社会群体内部的可能性大于社会群体之间。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已有调查数据表明,62%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在社交媒体中一般存在着明显而强大的群体划分。

群体也会扭曲记忆。2011年,当时任职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Edelson向30名志愿者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志愿者以五人一组观看影片,几天后单独回答有关影片的问题。观看影片一个星期后,被试者被要求再次回答问题,但在回答前先阅读了他们以为是本组其他成员给出的回答。

这些编造出来的回答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但被试者在70%的情况下给出了同样的错误回答——尽管他们第一次回答时答对了。但是,即使被试者知道了之前看到的回答只是随机生成的,也只在60%的情况下更改了错误的回答。“我们发现,在初次接收到错误信息期间发生的过程会导致之后纠正其错误影响十分困难,”Edelson说。

由于集体记忆是通过对话塑造的,人们一直以来都很难在较大的群体中实时研究这类过程。5年前,监测10人或更大的小组沟通需要多个可以进行私密对话的房间,以及大量的研究助理和时间。现在,多位被试可以通过数字方式进行实时互动。Coman的小组开发出了一个软件平台,它能追踪志愿者在一系列计时交谈中的对话情况。“这样只需要一位研究助理花费20分钟的时间和一间实验室就够了,”Coman说。

去年,他的小组使用这一软件,首次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如何在较大的群体中影响集体记忆形成的。研究招募了140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被试,将他们分为10人一组,并向他们提供了有关4名虚构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信息。首先,被试被要求独立回忆起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他们与本组内的成员进行三次对话(每次持续几分钟的在线聊天),以集体回忆信息。最后,他们再次尝试独立回忆信息。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种场景:在第一种场景下,10人小组被分成了两个子集群,几乎所有对话都在子集群内部进行;在第二种场景下,10人小组本身组成了一个大集群(参见“你好,接线员,我找……”)。Coman表示,虽然单集群中的被试者就同一套信息达成了一致,但在第一种场景下,两个子群往往会分别就有关这些虚构志愿者的不同“事实”达成共识。


Source: Coman, A., Momennejad, I., Drach, R. D. & Geana, 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 8171–8176 (2016).

这一效应在现实世界中明显存在。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中东战争期间被迫背井离乡,分别生活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虽然拥有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份认同,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持有不同的认知。柏林墙建成后,人们对真相的认知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

在实验室中,Coman可以操控社会网络,并考察由此形成的记忆。对比两种场景后,他发现了“弱连接”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这些连接存在于网络之间而非网络内部(比如是熟人而非朋友的关系)。它们有助于同步不同社会网络所持的认知。“它们可能是驱动整个社区形成集体记忆的动因,”他说。

提醒人们在记忆趋同过程被消除的信息或许是弱连接的功能之一。但时机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Coman发现如果弱连接在网络成员互相讨论前提供了信息,那么该信息将更有可能塑造他们的集体记忆。一旦社会网络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达成了一致认识,集体记忆就会对与之相左的信息产生一定的抵抗。

Coman认为记忆趋同会强化群体凝聚力。“由于拥有相同的记忆,我们就有更强的身份认同,而且很有可能对彼此更加关心,”他说。大量研究将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感与自我报告的更强的个人幸福感联系在一起。有关家族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Robyn Fivush研究的是家族历史的传承。“我们发现,对家族历史了解较多的少年和青年人心理更健康,”她说。

虽然共有记忆或许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关系更紧密的群体,但它们也可能会扭曲局外人的角色,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隔阂。记忆塑造群体身份,群体身份反过来又塑造记忆,这是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弱连接具有重要的矫正效果,但在没有弱连接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也可能就相互矛盾的历史版本达成一致认识。这样的历史共识可能存在于雕像和历史书籍中,传承给子孙后代。但它们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

制造记忆,制造历史

比利时奥斯坦德市有一座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公共纪念碑,碑中国王的身边围着两群恭顺的子民——一群是比利时人,一群是刚果人。2004年,一群抗议者认为该纪念碑误传历史,砍下了其中一个刚果人人像的一只手。他们匿名向一家当地报纸解释说,断手更准确地反映了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非洲殖民地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善良的保护者,而是残忍的暴君。

2010年,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校区的社会心理学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各代人对比利时殖民历史的态度。他们发现,对于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学生的集体愧疚程度和对弥补措施的支持程度高于其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与其父辈相比也是如此。

研究人员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影响力极高的著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98年)一书的出版。书中描述的殖民时代远比人们此前接受的更加黑暗。“该书刚出版时年纪较轻的人受其影响尤其显著,”Licata说,“而年纪较大的比利时人则是在不同的事实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从左上按顺时针方向:G. Tomasevic/Reuters; A. Hussein/Getty; D.Berehulak/NYT/Redux/eyevine; Rolls Press/Popperfoto/Getty; J. Pitts/Afropean; D. Mitidieri/Getty

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成为了历史。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Norman Brow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Connie Svob提出,除了认知和社会过程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决定了一个事件是否能在代际间传递:事件本身的性质。“最关键的是个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变化程度,”Svob说。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报告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的克罗地亚人的子女更有可能回忆起来父母与战争相关的经历,而不是自己与战争无关的经历:前者如被枪击或房子被炸,后者如结婚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Svob表示,战争和移民一样会带来巨变,因此非常容易被记住。

她说,这种“传递理论”也能解释西方人20世纪集体记忆中的最大空白之一——为什么他们能够轻易记起两次世界大战,但却难以想起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后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比任何一次大战都多。“战争带来的变化程度一般大于流行性疾病,”Svob说。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解释也令人困惑:“如果你在流感中失去了一位深爱的人,”Fivush说,“那一定会破坏你的日常生活。”

一个群体所保存的一系列集体记忆显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原因之一是人们一般受少年或青年时期发生的事件影响最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记忆突点”。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发生在他们青年时期的事件会覆盖此前主导社会的事件,从而“更新”集体记忆。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婴儿潮(译注:1946年到1964年间出生)一代人眼中的代表性历史时刻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和越南战争,而对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则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前总统奥巴马的当选。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在记住一些事件的同时也会忘却另一些事件。例如,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Henry Roediger和心理科学学会的心理学家Andrew DeSoto报告表示,一代代的美国人有规律地遗忘过去的总统,这种规律可以用一个幂函数表示。

根据他们的预测,杜鲁门(1945-1953年担任美国总统)将在2040年被遗忘,就像今天的人们已遗忘威廉·麦金利(1897–1901年)一样。

人们对待未来的态度变化反映了这种演变。Roediger和同样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James Wertsch观察到,就美国本世纪初入侵伊拉克展开辩论的美国政客分成了两派:提倡派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就像希特勒一样必须被阻止,反对派则担心它会演变成另一场血腥而又旷日持久的越战。虽然两派可能都出于政治理由选择了历史先例,但这反过来也在听众的记忆中强化了这些先例。

辨认真伪

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指出了为集体利益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在2014年开展的对先前研究的跟进研究中,Edelson及其团队给出了保持乐观的理由。他们报告称,虽然一些错误的记忆不易改变,但保留错误记忆的人仍能被可靠信息的影响。团队使用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志愿者回忆某电影的信息时扫描了他们的大脑。

他们在扫描中发现了脑激活变化,这种变化与对不准确记忆的信心,以及志愿者是否会改回最初的准确的记忆相关。“在告诉人们该信息不可靠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Edelson说。“在60%的情况下,人们会改变答案。但即使维持错误的答案不变,他们对答案的信心也降低了。”

根据他的发现,Coman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是针对司法系统的。美国的某些州禁止陪审员将其在审理期间所做的笔记带进评议室,这是过去高文盲率的历史遗留产物,也出于相信群体记忆比个人记忆更可靠的观点。Coman说,事实上,使用笔记可以防止陪审员出现提取诱发偏见和受到群体社会影响。他的团队希望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这类规定的影响。

他的第二条建议则是关于紧急情况下(如发生流行病)如何向大众传播关键信息的。根据他的观察,提取诱发遗忘在高度焦虑的情况下会上升,因此他向政府官员提出了一些建议:起草一份简明扼要的要点清单,确保所有官员采用同一清单,经常重复这些要点,并密切监视流传中的有害信息。

举例来说,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一条错误信息就增加了美国人的恐慌:与埃博拉感染者同处一室就能被感染。Coman说,终结谣言的最佳方法应该是经常解释埃博拉只能通过体液传播。“如果知道错误信息的性质,你只需提起在概念上与之相关,但事实准确的信息,就能有的放矢地遏制它,”他说。

集体记忆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有人会利用它来误导他人。“信息在社会中的自由传播一直被视为开放的民主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具建设性的特征之一,”Coman说,“但是,建设这样的社会并不能保证正面的结果。”捍卫言论自由的代价可能是错误的集体记忆。但如果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当人们再次听说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大屠杀时,这样的知识或许就能为他们提供某种防御。

Nature|doi:10.1038/5431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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